张耀南是长清县人民政府和泰西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为建军、建政、广泛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作出过突出贡献。他一生追求光明和真理，对党和人民至忠至诚、鞠躬尽瘁，屡经坎坷仍矢志不渝，为人民群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思想进步的地主娃
张耀南的祖父在清代中过科举，并担任过知县。告老回家后，利用官俸在长清东南的大柿子园购置了百余亩田产。后来为了避乱，又在山里的纸坊村购买了1处房子、40余亩山地。祖父去世后，张耀南的父母便在纸坊村居住。张耀南就出身于这样的地主家庭。
少年时期，张耀南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但通过学校和家庭也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当时，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侵略中国，清政府已成风中残烛，中华民族在受尽屈辱后，更迫切地追寻着振兴国家之道。由孙中山等革命先驱领导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逐步摧毁支撑腐朽清廷的断壁残垣。这些现实，给少年的张耀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促使他去追问、去思考。
辛亥革命后，在外地上学的亲戚中，有人参加了革命党，并经常到张耀南家宣传民主思想，指出实行民主后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当选大总统，还谈到如何实行民主、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等内容。亲戚讲述的思想理论与革命成果令张耀南开拓了视野，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几位亲戚的鼓动下，张耀南兄弟三人还剪掉了辫子。
张耀南15岁时，到县立高等小学读书，三年学习期间，他在政治上受教员王润圃的影响较深。王润圃经常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他曾向学生说道：“反对行尸走肉，要有伟大的志愿，要做大事，不做大官，要富国强兵。”在王润圃的感召下，有的学生放弃读书去参军了。张耀南也动了当兵的念头，但由于年龄太小，不符合参军条件而作罢。
在校期间，张耀南的学业和操行均属优良。虽然是地主家的娃娃，但他生活很俭朴，对那些刻意摆阔气、吃穿浪费的同学抱着厌恶的态度，而且不与其来往。对学校那些压制学生进步的教职员，张耀南不仅表示厌恶，甚至与其对抗斗争。对当时的民国政府，他也和广大群众一样不满意，年幼的他也在思索：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了，为什么还是换汤不换药呢？
张耀南高小毕业时，他的家庭境况已不如从前，如果继续读中学，家里负担太重。张耀南志向高远，他一直怀抱着“做大事不做大官”的理想，不甘心终生做农夫，于是他坚决要求读中学。经过商讨，家人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他考入济南的教会学校——济美中学。张耀南为什么要考教会学校呢？按当年的看法，要想干一番事业，就要学科学，要学科学就必须学英文，他听说教会学校的科学、英文课教得最好，而且进入教会学校后方便到外国留学。
在济美中学，张耀南没有加入耶稣教，但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做礼拜、读《圣经》，这令张耀南非常反感。同时，他了解到教会学校的教员并不如国立学校的好，教会学校学习的内容又太少，于是大失所望。由于对抗学校，他与一些同学被学校除了名，学校还拒不退还学费和饭费。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后学生情绪高涨的时期，很多师生同情被除名学生，于是闹成了全校停课，经过与美国校长的斗争，张耀南等人拿到了应退还的费用。
张耀南闲居家中时，为了报效国家的理想，他仍然在寻找继续读书的门径，但家中的经济状况已不允许他再报考中学了。后来，他选择投考师范类学校，因为献身教育事业，同样可以救国，而且师范学校是官费的，自己花销较少。1920年夏，张耀南投考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并顺利地被录取了。
张耀南入学时，省立二师的校长是范明枢。范明枢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民主自由主义者，提倡自由思想，鼓励学生博览群书。当时距五四运动未久，学校中存在多种思想学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争论的焦点，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成为判断进步与落后的主要标志。张耀南从中国古籍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思想出发，也希望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关注，并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刊物、书籍。这时的张耀南已成长为一名民主主义者，虽然没有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但他心中燃烧的救国救民之火更加旺盛了。
创办义学与合作社
距离毕业还有半年时，张耀南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省立二师的毕业证书，回到了家乡。他决心不靠毕业证书吃饭，而要以自己的财产做资本，通过乡村教育和劳动生产，在一个小山区范围内实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
当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山东大地惨遭军阀张怀芝、田种玉、张宗昌的蹂躏，苛捐杂税无限制地增加，一年要缴纳几年的田赋，以致民不聊生。面对严峻的现实，张耀南反对独裁、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思想更为明确和坚定。他亲自参加反日运动，并以身作则，立誓不穿日货；他反对封建迷信，把祖父留下来的光宗耀祖的官衔灯打破了。最终，满腔斗争勇气和革命激情的张耀南发现这些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时的张家，经济更加困窘，但为了理想，张耀南说服自己的父母兄弟，卖掉了家里的40多亩土地，由张家出钱出料管饭，群众帮工，建起了十几间草房作为义学教室。张耀南还约请了志趣相同的三位同学来义学工作，三位同学不要薪金，张家负责他们的吃穿用度。他们以张耀南的土地为基础，计划通过共同劳动生产，共同生活，联合农民，发展群众教育，以教育为开路先锋，组织合作社，在山区发展农业、林业、牧业等，还筹划若干年后可以栽多少树，产多少山果，养多少蜂和蚕，以及以本村为基础逐渐扩大范围等。
1925年夏季，义学教育和劳动生产正式开始。办学过程中，由于入学的孩子骤然增加，义学越来越难以负担众人的饮食了。一年多之后，张家欠的债达到了2000余元，实在无法支持下去了，邀来的同学都离开了，只剩下张耀南和三弟两人苦苦支撑，半日教学半日参加劳动。
两年后，苗圃中长出了树苗，张耀南组织起合作社，开始植树造林。此刻的张家债台高筑，旧债无力偿还又要借新债，家中财产几乎都抵押出去了，全家生活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只能依靠自己种菜、借债和变卖家产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会断炊。虽然处于惨境中，但张耀南心里依旧鼓着一股劲儿，思想上并不认输，他和三弟还以“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自我安慰。
当时的县政府被土豪劣绅把持，为了取消山区农民最痛恨的花果捐，张耀南自告奋勇，敢于斗争，到处动员农民，并带领2000多农民进城，反抗苛捐杂税，成为全县最大的一支力量。通过斗争，代理县长被枪毙了，土豪劣绅被吓倒了，花果捐被取消了。张耀南逐步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带领人民勇于斗争的巨大作用。
担任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时，张耀南发现国民党政府言行不一，便在大会上指责其增加赋税等恶劣行径，并放弃每月40元大洋的高薪而辞职，其满腔勇气与斗争精神令人钦佩。
在黑暗的旧社会，张耀南救国救民的探索是非常可贵的，但又是不现实的。他创办义学与合作社的实践，就像漫漫黑夜中闪过的一丝萤火，虽然带来了一线光亮，但终究一闪即逝。
身在学校心在党
辞去农协筹委会主任后，为养家糊口，张耀南去县立第一小学当了教员。一年后，因县里闹宗派斗争，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张耀南被全体师生选举为代理校长。后来，县教育局为了缓和宗派矛盾，正式任命张耀南为校长，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任职县立一小的初期，张耀南曾陷入迷茫，脑海里有几种想法在相当激烈地斗争着，其中一种想法就是去参加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耀南利用各种场合仗义执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误国政策。在一次国耻日纪念会上，国民党县党部代表演讲一通后，张耀南立即登台，他慷慨悲愤，历数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县党部代表尴尬汗颜，台下群众则拍手称快。
看到自己国家的处境日益危险，张耀南深刻地感到国家如果亡了，那个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于是更加希望能在政治上找到出路，希望自己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在现实中一再碰壁后，张耀南渐渐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对苏联及共产党的情况也更加关注。他充分利用身在教育界的方便，向广大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排练抗日话剧，还把学生组织起来学习战地服务，请人教学生包扎、抬担架、抢救护理伤病员等，并利用童子军组织，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做好抗击日寇、保卫祖国的准备。张耀南注意聘请思想进步的教员来校任教，邀请进步分子来校讲学，并与县城中经常参与进步活动的多位青年谈论革命理论、斗争方法等。本县曾留学苏联的著名共产党员庄玉英回乡后，张耀南邀请她到学校为师生演讲，传播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理论。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全校师生的抗日救国热情，通过与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的接触，张耀南对共产党的认识越发深入，对共产党的向往越发强烈。
在得知国民党县党部决定第二天逮捕庄玉英等共产党员时，张耀南火速派人通知他们立即躲避。第二天，县党部派人分头逮捕庄玉英等人，结果全部扑空而回。身为党外人士的张耀南不惜以身犯险，敢于与国民党斗争，为保护我们党的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
后来，张耀南读到《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写的苏联观察记，又在《大公报》上看到关于红军长征及陕北之行的报道等，这些内容令他印象深刻，祛除了他内心的疑惑。学校的庶务李乐仁曾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在江西时被俘虏，受到红军的优待，并发给他回家的路费，他经常谈起苏区如何好，红军如何英勇，共产党对待百姓如何好等等。阅读所得及他人的讲述，使张耀南对共产党有了更为准确而全面的认识，加入共产党革命队伍的想法愈加强烈了。
“我们出来是为了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逐渐入侵华北，张耀南深感痛心，决心宁死不当亡国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张耀南估计山东一定会沦陷敌手。面对严峻的现实，张耀南决定留在家乡，组织队伍开展游击战争，但弹药供给和吃饭问题难以解决。张耀南主张把教育基金作为抗日经费，但与国民党官僚斗争后终未实现。
张耀南以学校为联络处，联合各方人员共同抗战。在济南上学的魏金三、夏页文等十余人回到长清，开始抗日活动，这部分生力军都是张耀南的学生，便和老师结合在一起，抗日力量更加壮大、更加活跃起来。张耀南与魏金三还在学校举行了全校师生员工抗日誓师大会，喊出“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口号，得到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响应。张耀南、魏金三等人还以育才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为联络点，开展抗日活动，秘密收集枪支、子弹，为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做准备。此外，张耀南还联络那些不够坚定积极，但有社会地位、有活动能力的老同学、老同事，争取他们团结抗日。
通过亲历的事实，张耀南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真面目，因而更加依靠共产党，继续与所有取得联络的同志进行宣传、募捐、慰劳等抗日活动。日寇占领济南后，有时到张耀南的村子进行宣传，张耀南感到住在家中会有危险。这时魏金三通知他到长清七区南坦山集合，他便携带已借到的几支大枪及部分捐款，与石中白在夜间越过铁路去和魏金三集合。与魏金三家中的几位共产党员相见后，张耀南感到有了依靠，从此开始了游击队生活，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
1938年2月，张耀南的队伍已扩大到六七十人，拥有了几十条枪，发动马湾起义后，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建立应有的组织。经过民主讨论，把队伍定名为“山东抗日救国军”，并组织了军事委员会，推选张耀南为委员长。后来，为了统一抗日，抗日救国军参加了西区人民自卫团，被改编为四大队，选举冯晓云为大队长，张耀南为参谋长。一些老同志认为张耀南的领导权被剥夺了，心中不满，张耀南却从大局出发，劝说道：“我们出来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争名誉地位。只要真抗日，当兵也情愿！”在最困难时期，粮食奇缺，他办公到深夜，有时饥饿难忍就到院子里捋两把树叶吃，警卫员看着心疼，偷偷买了两个烧饼塞给他，他生气地批评道：“群众和同志们都这样挨饿，我能吃这烧饼吗？”此时的张耀南还未加入共产党，但他的政治觉悟、大局意识已符合了对共产党员的要求。
虽然一心抗日，但张耀南并未被自卫团领导完全信任。从团结御敌、保家卫国的大局出发，他勇于和错误的思想斗争，和不利于团结抗战的作法斗争，并下定决心跟党走，凭良心办事，全力地扩大队伍、筹措枪支。在斗争中，张耀南曾被错误地加上“瓦解队伍”的罪名，他忍着冤屈和悲愤，毫无隐瞒地陈述自己的行动并请大家审查，并问心无愧地说：“如果我有任何歹心歹意，情愿被枪毙！”后来事实澄清了，虽然被冤屈，但张耀南团结抗日的热情并没有丝毫消退，他曾说：“团结抗战是我坚定不移的志愿，只要能够了解我并允许我团结抗战，我就求之不得了。”其坚定不移的抗战信念、顾全大局的思想觉悟，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延安的统一战线和建设根据地的政策，领导决定把游击队分到泰肥山区和大峰山区活动，张耀南所在的四大队转移到了大峰山区。后来，大峰山的队伍改编为山东省第六区第十支队独立营，张耀南任营部副官。不久后，为了扩大队伍，张耀南被任命为独立营第四连连长，直接负责组织一个连。他利用个人关系，多方联络，逐渐发展，经过两三个月，组织起百人左右，并搜集到一挺机关枪，完成了队伍建设任务。
1939年1月，张耀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一一五师师部委任张耀南为峰山武装工作团团长。此后，他更加注重发展武装力量。
一天拂晓，黄河东长清石岗据点的日寇渡过黄河，企图袭击张耀南所驻的崔桥。群众发觉后主动来送信，张耀南等人认识到如果不抵抗，便与队 伍的宣传口号相违背，以后难以继续工作，便决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由于有利的地势与自卫队的配合，击毙了敌人的小队长，其余敌人狼狈逃窜，而我方无一伤亡。这更加振奋了广大群众，使大家树立了抗敌的信心，打破了鬼子不能战胜的流言。敌人扬言回来报复，张耀南认为如果被动抵抗，一定要吃大亏，于是说服群众，主动袭击敌人。后来，乘敌人不备，袭击了敌人的伪据点，缴获马1匹、枪20余支。人民群众认识到张耀南的队伍是真正打鬼子的，在人民的拥护中，队伍很快发展到百余人，并享有很高的声望。
1939年6月，长清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这是鲁西大平原上出现的第一个人民政府，张耀南被选为县长。身兼独立营营长的张耀南参与战斗的次数越来越多，虽然指挥经验尚未十分丰富，但每次作战都亲自参加，并跑在队伍前面。直到县委传达上级指示，要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他才不再冲锋在最前沿。
在党的教育和革命实践锻炼中，张耀南逐渐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罗荣桓了解张耀南的情况后，曾称赞道：“一个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抗日这样坚定，对党这样忠诚，十分难得啊！”张耀南从少年起，就积极追求进步，用先进思想武装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强国救民之路。抗战开始后，他毁家纾难，动员全家奔赴抗日救国第一线，为创立、建设与巩固大峰山和泰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张耀南爱党立场之坚定，爱国热情之高昂，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他的坚贞信念，他的斗争精神，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光耀济南！